坤舆万里顾盼间——古代地图小史

  近日,热播剧《亲爱的,热爱的》因剧中出现的地图问题引发热议。自然资源部通过官方微博回应称,经初步审核,该剧中使用的地图存在错误,已经责成属地管理部门对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理。也许有人会说,有这么严重吗?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啊?如果你了解地图的重要意义和作用,熟悉地图的历史,就不会这么想了。

  地图是国家版图的主要表现形式,直观反映一个国家的主权范围,具有严肃的政治性、严密的科学性和严格的法定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地图管理条例》《地图审核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地图的绘制、审核、出版发行都有明确规定,主管部门对地图的审查要比一般的出版物严格得多。从古至今,地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经历了漫长复杂的发展演变。

  中国古代一般称地图为“舆图”。“舆”原意是方形车架,《说文解字》解释:“舆,车舆也。”之所以用“舆”,是因为古人尊奉“天圆地方”的观念,用原意为方形车架的“舆”字指代方形大地。因此描述、记载地理信息的地图被称为“舆图”。除了舆图之外,与地图相关的名称还有“坤舆”,坤舆为地的代称,来源于《易·说卦》中“坤为地……为大舆,取其能载万物也”的涵义。国内现存最早的世界地图,即取名为《坤舆万国全国》,绘制者为明代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人。

  古代两国相争,一国奉献或进贡地图是表示降服、归顺之意。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战国末期,燕国太子丹派荆轲去行刺秦王,荆轲以呈献燕国督亢地图为名进入秦国宫廷,将匕首藏在地图里面,后来“图穷匕首见”,这次精心策划的刺杀行动以失败而告终。如果不是假借献地图的名义,秦王是不会允许荆轲等人入宫的,由此可见,地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献图代表投降、归顺之意,在后世屡见不鲜。东汉时期,南匈奴首领意欲归顺汉朝,事先派遣一个叫郭衡的汉人向东汉王朝奉献地图,第二年,南匈奴正式请求归附。

  唐朝安史之乱后,河西、陇右一带一度被吐蕃占领,后来吐蕃被张议潮领导的归义军收复。大中年间,张议潮派遣其兄向唐朝献上了瓜州等十一州的地图,表示为唐朝收复了失地。唐德宗时期,剑南节度使韦皋“收复嶲州,绘画地图以献”。同在德宗朝,原来割据一方的岭南节度使赵昌“进琼、管、儋、万、安各州六十二洞归降图”,表示放弃藩镇割据,服从朝廷统治。

  北宋建国后,南唐后主李煜见北宋势力强大,力不能敌,于是向北宋朝廷上表,自请削去南唐国号,改用宋朝年号,每年向宋朝奉献大量金银玉帛,试图以此换来南唐的偏安。宋太祖也知道攻取南唐的时机未到,与李煜虚与委蛇。公元973年,宋太祖以重修天下图经,史馆没有南唐十九州地图资料为名,派翰林学士卢多逊出使南唐,一是索取地图,二是试探虚实。卢多逊到南唐后,向李煜索取江南十九州地图,李煜本来不想给,因为献图就等于将江南的情况向北宋和盘托出。但是卢多逊奉宋太祖旨意,软硬兼施,李煜不得不违心献出南唐地图。此图后来在北宋大将曹斌进攻南唐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李煜献图可谓是饮鸩止渴之举。地图的重要意义正如韩非子在《韩非子·五蠹》中所说“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

  地图的绘制和利用在我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绘制地图的国家之一。古代地图发展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原始地图、古典地图和实测地图三个阶段。

  有关地图的传说,最早见于《易·系辞》中“河图洛书”的传说。“河图洛书”到底什么样,众说纷纭,谁也没见过,是不是具备地图因素,无法定论。现存史籍中真正可以看做具备地图要素的,是《世本·作篇》中记载的史皇所作之图。据该书记载,史皇是黄帝之臣,“图为地形物象之图”。《世本》的成书年代虽然说法不一,但《周礼》《国语》以及司马迁等都征引过,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史皇作图”的记载虽然不能成为我国地图起源的确切实证,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几千年前,古代中国已经有了描绘“地形物象”、具有地图性质的地理信息载体。

  《史记·夏本纪》记载了夏禹治水的事迹。禹命诸侯和氏族首领发动民众整治土地,翻山越岭,立木为标,测定高山大川。禹手里拿着准、绳、规、矩等测量工具,按照不同季节开辟、疏通九州的山河大川。这里“立木为标”“准绳规矩”等都是测量土地的技术工具。按常理推测,既然进行了测量,就应该有地图。那个时代没有纸张,也没有简牍,地图绘制在哪里呢?答案是,在鼎上。

  据《汉书·郊祀志》记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意思是说,大禹治水成功后,用九州进贡的金属,铸造了九只大鼎,分别铭刻了九州的图像。九鼎图像上的内容,明代杨慎和清代毕沅都作过考证,毕沅认为:“禹铸鼎象物,按其文,有国名,有山川,有神灵奇怪之所际,是所图也。”据此可知,九鼎是见于文献记载的、刻绘有九州山川形势的原始实物地图。

  九鼎流传两千多年后在战国末期失踪,九鼎虽然失传,但是由九鼎衍生出来的《山海经图》则继续流传了很长时间。根据杨慎《山海经补注》、毕沅《山海经新校》等考证,《山海经图》即源于九鼎。《山海经图》至迟在东晋还有踪迹,陶渊明《读山海经》一诗中有“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的诗句。这里,周王传指的是《穆天子传》,山海图即为《山海经图》。

  记载西周时期典章制度的《周礼》中亦有多处涉及到地图,按照类别大致可以分为冢宰之图、司徒所掌之图、宗伯之图、司马之图等几大类,广泛应用到行政管理、土地划分、矿产开发、军事战争等方面,不过由于历史久远,这些地图实物均已亡佚。

  现代考古发现的我国最早的地图实物,是出土于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墓地一号墓中的《放马滩地图》。据考证,该地图绘制于战国末期,总共7幅,分别绘在4块木板上,统称为《放马滩地图》。

  该墓地中除一号墓发现的木板地图外,在五号墓(相当于西汉文帝、景帝时期)中还发现了一幅纸质地图,该图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纸质地图。在一个墓地里,同时出土世界上最早的地图和最早的纸质地图,墓主人与地图的缘分可谓匪浅。

  放马滩墓地出土的地图不仅为研究我国古代地理史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同时也为“西汉就有纸”的说法提供了可靠物证。

  秦末,刘邦率军攻入咸阳后,大臣萧何首先搜集了秦朝的图籍,这些图籍成为后来汉朝治理天下的基础资料。据《汉书·萧何传》记载:

  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具知天下扼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

  汉代建立后,朝廷对地图的绘制、收集、管理、使用非常重视,建立了各郡国向中央定期呈送地图的制度,正如班固在《东都赋》中所说“天子受四海之图籍”。

  现存汉代地图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三幅帛书地图最有代表性。1973-1974年,在湖南长沙的马王堆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其中在三号墓中出土了三幅绘制在帛上的彩色地图,即地形图、驻军图和城邑地图。根据同时出土的木牍记载,该地图是汉文帝初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以前绘制完成的。这些地图集中反映了秦汉时期中国制图技术的高超水平,其中地形图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以实测为基础的地图,驻军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彩色。

  驻军图复原图,图源:文物出版社《马王堆汉墓帛书古地图》,1977年3月版

  自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代,地图的绘制还处于实践摸索阶段,没有系统的理论指导。西晋时期,出现了以裴秀为代表的制图学家和以《制图六体》为代表的理论著作。裴秀在西晋时期位列司空,对地理学有深入研究,他对前代流传下来的地理著作进行了甄别、整理,绘制了《禹贡地域图》十八幅,在该图的序言中提出了系统的地图绘制理论——“制图六体”,集汉、魏晋时代制图学术之大成,对后世影响深远。

  根据《晋书·裴秀传》记载,“制图六体”主要包括:一曰分率,即比例尺;二曰准望,即确定方位;三曰道里,即确定里程;四曰高下,即地势高低起伏;五曰方邪,即道路、河流等的偏、邪;六曰迂直,即山川道路的迂回曲折。“制图六体”理论是对此前古代制图实践的理论总结,奠定了中国古代制图技术的理论基础,其影响一直持续到明代初期。历史上著名的制图学家如唐代贾耽、宋代沈括等,都深受“制图六体”理论的影响。由于西晋统一时间很短暂,裴秀绘制的《禹贡地域图》在完成不久后就失传了。

  唐代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科技、文化发达,出现了以贾耽、僧一行为代表的地理学家。贾耽主持绘制了唐朝疆域及周边国家全图——《海内华夷图》,僧一行主持了我国最早的子午线测量工作,在地图测绘史上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贾耽在唐顺宗时期曾任宰相,从小就对地理学有浓厚的兴趣。唐德宗贞元元年,贾耽开始主持绘制《海内华夷图》,历经十七年才得以完成。该图详细描绘了唐朝疆域及周边国家情况。据史料记载和推算,《海内华夷图》图幅标示的东西实地距离达三万里,南北达三万三千里,全图幅面约10平方丈(按照唐代一丈合现在3米计算,10平方丈约90平方米)。如此鸿篇巨制实属罕见,由此可知此图规模之宏伟、工程量之巨大。《海内华夷图》原作没有保存下来,不过宋代根据此图缩小10倍的《华夷图》有幸流传至今。

  《华夷图》为石刻地图,刻制于两宋之交的伪齐阜昌七年(公元1136年),是现存最早的一幅全国地图,原石现存于西安碑林。据考证,经过宋代的改动、省略和缩绘,图中既保存了一些唐代地名,也有宋代、辽代地名。此图右下角有注释:“其四方藩夷之地,唐贾魏公(贾耽)图所载,凡数百余国,今取其著闻者载之,又参考传记以叙其盛衰本末。”由此可知,唐代贾耽的原图画出了几百个属国,宋代进行了大规模压缩、省略。

  刻有华夷图的石碑背面还有另外一幅著名的宋代石刻地图——《禹迹图》,这是现存较早的画有方格的地图。“禹迹”是水利事业的代名词,该图重点标注了长江、黄河、海岸线等水系信息。在图的左上方写有标注:“禹迹图,每方折地百里,禹贡山川名,古今州郡名、古今山水地名。”《禹迹图》上画满了方格,是我国传统的“计里画方”制图方式的体现,计里画方的制图方法在十四世纪初传播到阿拉伯、欧洲等地,是我国古代对世界科学技术的重要贡献。

  我国古代的地图测绘自西晋裴秀创立“制图六体”理论之后,基本停滞不前。从明代开始,西方地图测绘理论和方法由来华的传教士引入国内,我国开始有了基于大地坐标系统的实测地图。传教士引入的世界地图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为国人带来了全新的地理知识,也对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观念造成了强烈冲击。

  在意大利人利玛窦绘制的众多地图当中,他与李之藻合作完成的《坤舆万国全图》最知名。为了迎合中国传统的“中央之国”观念,他有意识地将中国置于地图的中心。这幅地图融合了东西方制图技术,是首次绘制出五大洲的中文世界地图。在地图绘制的过程中,利玛窦等人还创制了许多新的地理名词,沿用至今,如地球、南北极、赤道、经纬线、亚细亚、欧罗巴、大西洋、GQY弝捅8堎2攫笢梀盟湛5%,北冰洋、地中海、尼罗河、加拿大、古巴等等。

  西方先进的地图测绘技术传至明朝后,主要在传教士和少数知识分子之间传播,还没有上升到国家层面。清代建立后,清政府为全面掌握疆域幅员,维护国家统一,开始着手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地图实测工作。

  清初全国性地图测绘工作始于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至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结束,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测绘,在世界大地三角测量史上也是规模空前。这次全国测绘的成果,集结为《皇舆全图》。《皇舆全图》完成后,一直秘藏于清宫,外人罕睹,直到1921年,该图才在沈阳故宫被发现,后来曾石印出版,命名为《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

  康熙年间的这次全国实测,由于当时西部被蒙古准噶尔部占据,最西段仅止于哈密,未能将哈密以西的广大区域绘于图中。乾隆年间,准噶尔叛乱平定之后,清朝将今天新疆全境纳入版图,为西域的测绘工作准备了条件。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至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清廷先后两次派人赴新疆实地测量,补绘康熙年间《皇舆全图》所缺部分。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清廷在康熙时期测绘的地图的基础上,加上两次对新疆的实地测绘,汇编成《皇舆全览图》。这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实地测绘地图,该图以实测为依据,采用经纬度绘制,内容相当详细准确,成为当时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水平最高的中国地图,在世界测绘和制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胡林翼将《皇舆全览图》改编为《大清一览舆图》公开发行,成为此后几十年间中国各种一览图的蓝本,民国初年的十万分之一调查图也是以该图控制点为依据完成。

  随着时代发展和科技进步,地图绘制越来越先进、越来越精密,除了传统的纸质地图之外,还出现了谷歌地球、中国天地图等功能先进的电子地图,各种导航软件也是层出不穷,北京有几个大的花卉市场?在哪儿?即使是自嘲为“路痴”的人,也能依靠地图导航,准确到达目的地。

  从最早的木板地图,到今天的北斗手持机,地图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了解一些地图发展演变的知识之后,或许你对地图的意义和作用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古地图》,文物出版社,1977年3月版;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中国古地理图集》,地图出版社,1985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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