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国家记忆”

  在她怀抱中成长,自然感慨良多。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随处可见,也很容易用数字、图表来进行宏大叙说。

  大约10年前,小外孙发烧,我抱进小汽车,女儿驾车去儿童医院。我望着开车的女儿,想起20世纪70年代中,她几个月大的时候,也是发烧,我抱她上了公交车。车很挤,我一手握着扶手,一手护着婴儿,就这样挤到医院,挤下汽车。后来偶与小辈念及此事,有人不解地问:“为什么不打个的啊?”

  直到1988年,我44岁了,已经是新华社总社《参考消息》报的总编室主任了,但一家三代人还挤在一间18平方米的小屋里。房间的隔音极差,与邻居声息相通,但我们相处极好,成了终生的朋友。房间里没有水管,没有厕所,20多家人共用一个厕所,厕所里只有两个水龙头,一个冲拖把,另一个洗脸刷牙洗菜洗衣洗碗。我每次洗碗都要拿块搓衣板搁在水池上,否则没地方放碗。在那样的条件下大家还都在努力工作,因为那时即使解放前的老干部也住得很差。一个小两居室要住两家人。1988年我终于分到一套50多平方米的公寓,兴奋得几天都安静不下来,从这一间走到那一间,看看、摸摸,把水龙头拧开又关上,我数了数,家里竟有四个水龙头,四个!真是上了天堂。

  我是大学毕业生,按标准每月应有56元工资,但头10年每月只拿46元。还没结婚时,我每月给母亲寄10元,不抽烟不喝酒,除吃穿外还略有盈余,可以买点书看看。但我周围也有一些生活困难的人,或因孩子多,或因生病,到月底真有揭不开锅的。我们党支部有一位可敬可亲的老大姐委员,她发起成立互助会,像我这样还算宽裕的人每月存入5元、10元,谁有急用,就从那里借,具体事情由一位从印尼回来的华侨操办。这个互助会救了很多人的急。我到年底就能一次拿回60元过年,有时还送个肥皂盒,因为多少还有一点利息。这个互助会何时不知不觉消失了,已经记不得了。

  我每天从事国际报道,深知共和国走过来的国际环境有多险恶。朝鲜战争时美国就有人扬言要给中国扔。与苏联交恶时、越南战争时,美国和苏联都有人扬言要对我国研制的基地“动外科手术”。记得当时任外交部部长的陈毅元帅去基地考察研究,在食堂里拿着窝窝头动情地说:“我们的科学家就是吃这个研制的啊!”他说:“只有把研制成功,团伙拦路抢劫打伤6名民警 声称打的就是警察,我这个外交部部长在国际上讲话腰杆子才硬!”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要不是中华民族有这股子骨气,哪能走到今天?

  1979年9月,我到驻印度使馆文化处工作,当外交官了。我们出席外交活动都西装领带,外表光鲜,但老实说我们口袋里是没有钱的。当时我任三秘,国内工资照发,国外每月只有几个美元的零花钱。星期天上街转转,从不敢在外面吃顿饭,喝杯咖啡。印度的珠宝很有名,我们隔窗看看,有印度老板、伙计出来打招呼,开口就是:“Japanese(日本人)?”我说:“No, I am Chinese.(不,我是中国人)”他们扭头就走。因为他们知道中国人没有钱,所以后来我常绕开这些店走,省得生闷气。在国外几乎什么钱也不花,每月几个美元四年省下来,回国可以买进口的四大件(电视、冰箱、洗衣机和双卡录音机或照相机),当然国内的人还是很羡慕我们的,这是我享受过的一点点特权。

  还有一件说来有点伤感的事,不妨也记下来。我们的第一代老大使都是打过仗的老兵。因为工作需要,也是西装革履。他们之间流传一句话:“把皮鞋当草鞋穿。”以免忘了人民本色。有一位大使资历颇老,人挺和气。他在驻欧洲某国时,认识了一位有名的牙医。一次大使牙痛,牙医听说了热情邀请他去治疗,话讲得极为友好,以至那位大使误以为是免费的。治好后,账单寄来了,对照我们微薄的津贴,那账单简直是天文数字。国内指示,尊严要紧,先用公款把账付了,但逐月扣大使夫妇的津贴,一直扣了好几年。没听说他们闹情绪,照样在兢兢业业地工作。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回国工作,改革开放已10多年了。有一次从广州出发到深圳,途中参观了一些合资企业,看了打工妹的工作条件。北京7月二手房成交量同比降15%,我的一位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同学告诉我,这些缝制衣服的打工妹,没有人手上不扎几个洞的。我们的原始积累全凭辛辛苦苦用血汗挣来,一不当海盗,二不侵占殖民地,三不卖鸦片,就这样慢慢发展起来,而且越走越快。现在特朗普竟然说我们抢了美国人的工作,偷了美国的专利技术。如果美国人今天也能像我们打工妹一样勤俭,这些工厂也可以搬回去啊!他们做得到吗?

  天道酬勤。到了2001年初,一天我正浏览国外报刊,忽然看到一位日本人写的文章。他说走出纽约机场,坐上出租车,司机问:“你是中国人吗?”那位日本人大吃一惊,发感慨说:现在中国人有钱了,连美国出租车司机一开口就问是不是中国人。难道日本竟这么没落了吗?我读了这篇报道,像被电击了一样,一下子怔住了,在印度的记忆马上在我脑海中翻滚,心潮起伏,殊难平息,不吐不快。若不形诸笔端,觉得对不起自己,对不起中国人。于是马上写了一个简而又简的标题《你是中国人吗?》,文章很快发表了,不久就收到几封热情洋溢的读者来信。到了2012年,我又看到外国人写的一句话:“也许你们中国人都不清楚你们现在有多么强大。”我把这句话写进了当年的年终稿。

  中国人为什么现在行,100多年前不行?甲午海战后,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最关心的就是不要亡国灭种。救亡图存是每个热血青年的人生目标。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听到日本人嘲笑中国“邦土山川徒老大,鸟雀无声四百州”,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奋笔写了《少年中国说》,预言中国将来一定会发达起来。他还在一文中说:“他日变更政体,压力既去,其固有之力皆当发现,而泰西人历年所发明之机器,与其所讲求之商业商术,一举而输入于中国,中国人受之,以与其善经商之特质相合,则天下之富源,必移而入中国人之手矣。”他的文章激昂慷慨,当时读书青年无不受他思想和文字的洗礼。

  话是这么说,但到底该怎么做呢?他走的是改良的道路,处处碰壁。真正“少年中国”的代表来自以为代表的湖南《新民学会》和周恩来为代表的天津《觉悟社》等。北京大学的陈独秀、李大钊那时正在启动新的路径。1921年中国成立,28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至今70年了。我们的路走得艰难、曲折而又辉煌。改革开放就是杀出一条血路,当时国内问题成堆,国外虎视眈眈,摸着石头过河谈何容易!

  有时我想,再过30年,到国庆100周年时,我肯定不在了,我的小外孙也40出头了,但愿他们都能以无愧于祖国、无愧于时代的心情欢庆那个节日。但是我深知,过去和将来世界上没有平坦、笔直的道路可走,无论何时,都要记住起点,不忘初心,我们能一直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后代对历史要有一点敬畏之心、温谅之情,要懂得前人走过来很不容易,懂得今天我们习以为常、似乎本该如此的东西都得来不易,不要问出“你为什么不打的”这样的问题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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